炒股资金配资水战精英阮氏三雄为什么只能在家打鱼？他们悲惨结局体现阶级固化

作者：萨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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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不知道的《水浒传》真相第38期

水战精英阮氏三雄为什么只能在家打鱼？他们悲惨结局体现阶级的严重固化

我们研究《水浒传》阮氏三雄的命运轨迹，这是阮家发生的一场大悲剧，也是北宋社会的大悲剧。阮家兄弟都是优秀的军事人才，本可以成为海军精英。但由于北宋时期森严的阶级壁垒，他们却被迫以捕鱼为业，连糊口都非常困难，更别说发挥自己的能力。强悍和不甘于平庸的性格，让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。然而，历经梁山的血雨腥风之后，最终只有小弟一人侥幸存活。听萨沙说一说吧。

阮氏三雄是亲兄弟三个人：立地太岁阮小二、短命二郎阮小五、活阎罗阮小七。

首先我们简单的解读一下他们的外号和名字。

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并非说阮家有七个亲兄弟，实际上他们只有三人。

和今天不一样，古代很多家庭的兄弟排名要根据族谱的记载，将整个家族堂兄弟们放在一起进行统一排名。

也就是说，一个家族中所有男孩的排行，是由父亲、伯父、叔父们所生下的所有堂兄弟共同决定的。

如我是父母最大的男孩，似乎应该叫做王老大。

然而我父亲的哥哥，也就是我的伯父生的两个儿子年龄比我大，也就是我有两个堂哥。

那么，在整个家族的男性排行中，我只能排到第三位，叫作王小三。

明代小说《儒林外史》中，杜慎卿和杜少卿是堂兄弟，分别被称为杜十七爷和杜二十五爷。

这不是说杜家父母生了25个孩子，而是杜家这一代至少有25个堂兄弟。

由此类推，阮小二应该有个堂哥，他排行第二。

我们再看看阮氏三雄的外号：

立地太岁阮小二：

什么是太岁？可不是当年陕西最萌女记者口中的那个“太岁”，而是中国民间的一个凶神。

太岁凶神平时倒不会害人，然而一旦被人类触怒就会凶相毕露，向冒犯者施以猛烈的报复，引发一系列人间的灾难。

大家都应该听说过“犯太岁”“太岁头上动土”这种俗语，足见人们对太岁的敬畏之情。因此，在元明清时期，政府出面每年祭祀太岁神，以祈求避免厄运。

立地太岁就是盘踞一方的凶神，这恰如其分地刻画了阮小二在石碣渔村中的形象。

短命二郎阮小五：短命不是说阮小五的寿命短，而是山东的方言。

在当地，短路就是抢劫或者杀人抢劫的意思，短命就是“要你命”的意思。

那么，二郎是什么？

二郎是山东当地神话中的勾魂使者。

短命二郎就是要你命的勾魂使者，可见阮小五是多么令人生畏。

活阎罗阮小七：大家都知道阴间的主宰阎罗王，普通人看到阎罗的时候一定是死人了。

一旦遇到阮小七这个活阎罗，你就会变成鬼。

阮氏三雄的外号，就是三个凶神，充分彰显了他们在地方和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的威名。

那么，阮氏三雄有没有真才实学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

他们是非常强悍的水战高手。

从梁山泊建立水军开始，阮氏三雄就是水军的中流砥柱。

相比起来，梁山陆军曾经打过多次败仗，如被呼延灼的连环马打败、被曾头市射死了大寨主晁盖、被祝家庄两次击败等等。

然而，梁山水军可以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。在梁山水泊中，水军从没有打过一场败仗。阮氏三雄是水军的开山元老，自然功不可没。

晁盖初掌梁山时的第一次大战，就是以阮氏三雄为主力，全歼了缉捕使臣何涛率领的500个精锐捕快、厢军士兵（类似于今天的武警）。

倒霉的何涛，被割掉了两个耳朵后释放。这一役不仅奠定了梁山水军的威名，也充分展现了阮氏三雄强悍的实战能力。

大家知道歼灭这500官兵的阮氏三雄，他们的麾下有多少人马？

书中说的很明确“东岸两个是晁盖、阮小五；西岸两个是阮小二、阮小七；船上那个先生，便是祭风的公孙胜。五位好汉引着十数个打鱼的庄家，把这伙官兵都搠死在芦苇荡里。单单只剩得一个何观察，捆做粽子也似，丢在船舱里。”

阮氏三雄带着十多个人，就杀光了500个官兵，平均每个人都杀了四十多个人。

要知道，电影中的“英雄”叶问尚且只能一个打十个，阮家兄弟绝对是牛到了极点，堪称开了挂的战神。

但这还只是开胃小菜。

晁盖一伙刚刚火拼王伦夺取梁山，立足未稳，就遭到济州府团练使大规模的围剿。

济州府团练使黄安带着千余官兵、四五百艘战船杀气腾腾地围剿过来。

黄安麾下的虽然不是正规军，毕竟是有政府编制的民兵部队，战斗力比何涛当年带领的500多个捕快公差要强了不止一个档次，他们配属的战马就有600多匹。

结果如何？

黄安一伙又被阮氏三雄杀得片甲不留，黄安本人被活捉后关进梁山大牢，没几天就又气又恨生了重病，直接去见了阎王爷。

黄安战败后，被吓破了胆的济州府就不敢派兵攻打梁山：府尹听了，只叫得苦。向太师府干办说道“何涛先折了许多人马，独自一个是逃得性命回来，已被割了两个耳朵，自回家将息，至今不能痊。去的五百人，无一个回来。因此又差团练使黄安并本府捕盗官，带领军兵前去追捉，亦皆失陷。黄安已被活捉上山，杀死官军不知其数，又不能取胜，怎生是好？”

宋江掌权后，因阮氏三雄是晁盖嫡系，没有受到重用，但凭其卓越的水战才能，三人依然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。

最典型的便是梁山接受招安前最关键的“三败高俅”战役。

第一次高俅派来的刘梦龙、党世雄、牛邦喜的1万多水军被基本歼灭，数百艘战船被阮氏三雄等人全部摧毁。党世雄被生擒，刘梦龙和牛邦喜被杀，政府水军一败涂地。

此次大败以后，不甘失败的高俅孤注一掷，不惜代价的发动了第二次水上攻势。高俅利用政府强大的财力优势，动用巨资打造了先进的海鳅船，试图在装备上碾压梁山水军获胜。

面对强悍战舰海鳅战船，阮氏三雄则轻松应对。

他们率领精锐水军潜水凿穿船底，又纵火焚烧，再次全歼政府水军，甚至生擒了大BOSS高俅，为梁山泊赢得了最为辉煌的一场胜利。

显然，阮氏三雄的战绩极佳，他们绝对是无可争议的水军灵魂人物。

梁山每一次水战的胜利，都离不开阮家兄弟的英勇表现。

而水军是梁山的保护神，由此可见阮氏三雄的重大作用。

可以这么说，整个北宋朝廷的水军将领中，没有谁的能力超过阮氏三雄。

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这么杰出的强悍军人，上梁山之前却混的非常凄惨。

抢劫生辰纲之前的阮氏三雄，仅仅是山东济州府石碣村的渔民。

很多人不理解古代渔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，他们是社会底层中的底层，比普通农民还要差很多。

相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来说，渔民面临着三大困境。

第一，收入不稳定；第二，投入高但回报低；第三，危险系数太高。

相比每年粮食产量稳定的农民，渔民每天的捕捞量是完全无法预测的，钓鱼佬对此应该深有体会。

明明在同一个地方，同一个时间点，同一种天气去钓鱼，今天可能收获很多，明天可能连一条小鱼都钓不上来。

所以，渔民同猎户一样，很大程度上要碰运气吃饭，生活根本没有什么保证。

尤其倒霉的是，渔民捕捉的水产品往往是难以长期保存的。古代的食盐的价格高昂，根本无法将水产腌制后长期出售，只能捉到就卖。一旦鱼虾死了变质，也就一钱不值。

说来说去，渔民的收入很不稳定，难以养家糊口。

虽然收入不高，渔民的投入却大于普通农民。

农民的生产工具主要是各种农具，价格有限，渔民则需要拥有船只和渔具。

宋代一艘的小型渔船价格不菲，一般至少需要超过二三十两白银，相当于今天的10万元人民币以上。

而宋代渔民一个月纯收入，还不到1两银子，需要辛勤劳作两年才能购置最廉价的渔船。

相比农具来说，渔具以渔网为主，价格高昂。

一张普通的麻织渔网，就要卖二三两银子，相当于渔民二三个月的纯收入。

关键在于，渔网是一种易耗品，需要经常维护保养，定期还要更换，维护成本巨大。

如果你是穷困的底层穷人，连做渔民都是没有资格的，必须有一定的本钱购置船只和渔具。

如果说以上两点还能克服，渔民最大的问题是工作有危险。

古人说“离岸三尺、性命攸关”，古代渔民更是极为迷信，有很多禁忌。

船上绝对不能提到“翻”“沉”“坐”这些禁忌字；吃鱼不能翻面，这预兆着翻船；孕妇或者来月经的女人不能碰船舵、船桨；任何人不能在船头大小便等等。

南方渔民笃信妈祖，尊称为天后、天妃娘娘、圣母等等，沿海随处可见妈祖庙，每个庙的香火都极其旺盛。

妈祖信仰维持了上千年之久，堪称长盛不衰，就是因为妈祖娘娘是保佑渔民的海洋女神。

很多人不知道捕鱼的危险性，渔民是用性命混饭吃！

古代捕鱼基本都是小船，少则可以容纳一两人，最多不过二三十人（重不过十几吨）。

这么小的船，别说在海上，就算距离岸边仅有几百米的江河湖泊和近海，一旦遭遇风浪就是危在旦夕。

民国时期，有一对父子在距离岸边不到1里的海上用小船捕鱼。当年没有天气预报，夏季的暴风雨说来就来，几分钟内就将小船卷入茫茫大海中。

万幸的是，经过一夜的狂风暴雨，小船竟然没有翻掉，却漂入远洋。

期间，父亲将仅少量的淡水留给儿子饮用，10天后因高温脱水而死。

这个少年凭借惊人的毅力，靠喝雨水甚至自己的尿液，以及船上零星的鱼虾，坚持了整整23天，最终被一艘路过的客轮救活。

对渔民而言，此类惨剧早已司空见惯，不足为奇。

由于以上的种种问题，阮氏三雄这种渔民的社会地位，比底层农民还要低不少，属于社会的最底层，也是边缘人群。

南宋时期，干脆将南方的水上渔民定为疍户，属于“贱民”阶层，受到制度性歧视。

他们终生被禁锢在船上，只允许偶尔上岸购买基本生活品和贩卖鱼虾。

那么，阮氏三雄的经济情况如何？

只能用一贫如洗来形容。

书中生动形容了他们赤贫的生活：吴学究自来认得，不用问人，来到石碣村中，径投阮小二家来。到得门前看时，只见枯桩上缆着数只小渔船，疏篱外晒着一张破鱼网。倚山傍水，约有十数间草房。

阮家晒得一张渔网破旧不堪，全家住在简陋的草屋内。

在古代，只有最底层的平民才会住在草屋内。草屋的造价最低，只需要一些泥土和茅草就可以搭建。

然而，只需要几个月后，茅草就会腐烂，草屋立即会屋顶漏雨，四面漏风，让居民苦不堪言。所以，古代稍微有点积蓄的家庭，会尽量选择住在木屋或者砖石结构的屋子内。

由此可见，阮氏三雄的家庭生活非常贫穷。

阮氏三雄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也没有经历过富贵的滋味。

书中这么写：四个人坐定了，叫酒保打一桶酒来。店小二把四只大盏子摆开，铺下四双箸，放下四般菜蔬，打一桶酒放在桌子上。阮小七道“有甚么下口？”小二哥道“新宰得一头黄牛，花糕也相似好肥肉。”阮小二道“大块切十斤来。”阮小五道“教授休笑话，没甚孝顺。”吴用道“倒来相扰，多激恼你们。”阮小二道“休恁地说。”催促小二哥只顾筛酒，早把牛肉切做两盘，将来放在桌上。阮家三兄弟让吴用吃了几块，便吃不得了。那三个狼餐虎食，吃了一回。

在中国古代，历朝历代都严禁宰杀耕牛，因为牛是不可或缺的农业劳动力。

到了北宋后期，国内耕牛数量激增，到了饱和的地步，政府才特许民间部分屠夫杀牛卖肉。

即便如此，牛肉也是比较高级的肉食，类似于今天的进口牛排，普通老百姓是吃不起的。

吴用作为一名乡下的私塾教师，因为经常与富有的地主晁盖来往，曾品尝过不少高档美食，因此对吃牛肉并不稀罕：吴用“吃了几块，便吃不得了”。

相反，阮氏三雄则是“狼餐虎食，吃了一回”，可见他们极少有机会吃牛肉。

阮氏三雄平时吃酒，只能吃一些自己捕捉的小鱼：阮小七道“教授，我的船里有一桶小活鱼，就把来吃酒。”阮小七便去船内取将一桶小鱼上来。约有五七斤，自去灶上安排，盛做三盘，把来放在桌上。阮小七道“教授，胡乱吃些个。”

阮氏三雄的居住条件和饮食都很差，穿的又如何呢？

同样很不上档次。

书中写到：那阮小二走将出来，头戴一顶破头巾，身穿一领旧衣服，赤着双脚。那阮小五斜戴着一顶破头巾，鬓边插朵石榴花，披着一领旧布衫，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郁郁一个豹子来

大家看看，阮小二和阮小五的衣服、头巾不是破的，就是旧的。

只有年龄最轻的小伙子阮小七，可能比较爱漂亮，衣着才相对齐整：这阮小七头戴一顶遮日黑箬笠，身上穿个棋子布背心，腰系着一条生布裙。

阮小七没有穿旧衣服，却穿着档次很低的生布裙。

所谓生布裙，就是没有处理过的麻布裙，价格非常低廉，属于最便宜的工作服饰。

那么，这岂不是一个悖论。

阮氏三雄明明武艺超群，是极为优秀的水军将领，怎么会混到生活极端贫困且毫无社会地位的境地？

很简单，就是北宋封建等级社会压迫的必然结果。

很多人无底线的鼓吹，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多么先进和优秀。

作为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者，萨沙认为这些先进和优秀是存在的，最终只能维持到中国明代后期而已。

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先进的核心在于，很早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以及相应的文化体系，并且能够一直延续到近代。

秦朝在公元前200多年建立统一王朝，随后汉朝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以及相应的文化。

客观来说，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，这是极为先进的。

同时期的希腊城邦、古埃及、古罗马帝国尽管有类似的制度和文化，然而它们都没有传承下来，逐步灭亡消失了。

以欧洲中世纪为例，在相对文明的10到15世纪仍然流行落后残忍的农奴制度。在西欧庄园制度下，农民被严格束缚于土地，实际上沦为领主的私有财产。这些农奴不可能随意离开庄园，没有主人的允许不能结婚、不能转让财产。

主人虽然不可以随意杀死农奴，却可以随意体罚他们，甚至能将农奴连同土地一同买卖、抵押或转让。

最重要的是，农奴的子孙仍然是农奴，世世代代无法翻身。

经济上，农奴需要每周2到3天无偿为主人劳作，每年还要上缴名目繁多的各种苛捐杂税。

中世纪的欧洲只有12%的老百姓是自由民，其余不是农奴就是半农奴。

西欧的农奴制度直到15世纪才消亡，当时是中国的明朝初期。

相比起来，中国社会制度就要开明的多，也先进得多。中国农民至少不用受到农奴那样的种种限制，也有相对的人身自由，社会也相对稳定。

因此，在中世纪的在公元500年至1500年的漫长时期内，中国农业的生产力长期碾压欧洲。中国不仅在粮食亩产上具有绝对优势，而且在应对人口增长的农业技术手段上也更为成熟。

然而，这不代表中国的制度和文化没有问题。

它的最大问题是，慢慢形成了一个完整又自闭的体系，拒绝一切形式的进步。

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历史就会发现，汉代的国家制度和文化，同明代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

汉代的汉人皇帝用中央集权制度管理着国家的一草一木，利用愚民制度、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和文字狱进行文化洗脑。甚至清代的满族皇帝也完全仿效，只是手段更为老辣和严密。

自然，在这套制度和文化建立后大部分时期，也就是到了宋代和明朝都不算是落后的。

为啥？上面也说了，即便是西欧的中世纪也大大落后中国。

更别说，古罗马帝国、古波斯帝国、阿拉伯帝国那种奴隶制社会，甚至是非洲和美洲的氏族社会、未开化的野蛮社会。

相比这些落后地区，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文化算是相当先进的。

它可以维持国家内的稳定和繁荣，还有能力使用大量部队对外用兵，扩张国家领土，保护文明的延续。

然而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最大问题，就是慢慢彻底沦落为等级压迫的残酷工具。

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，完全是等级压迫文化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印度的种姓制度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中国的统治阶层以及他们豢养的官僚军官阶层，共同压榨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底层平民。

中国统治阶层逐步意识到，任何一种社会变革或者科技进步，都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统治，因此，他们转而极力鼓吹制度与文化的“恒定不变”，甚至采取闭关锁国的策略，又借助文字狱扼杀所有可能得革新。

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常说的话就是“祖宗制定的东西是不能改变”“古代圣人说的道理就是最完美的”！

在这样的语境下，任何试图推动制度或技术进步的先行者，往往都要面临身败名裂甚至灭顶之灾的结局。

自秦汉大一统以来，中国有过多次改革变法的尝试，如王莽变法、永贞改革、王安石变法、张居正改革、戊戌变法等，结果毫无例外都失败了。

这些变法必然会失败，它们都被统治集团定义为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利益，一定会被百般打压消灭。

因此，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先进仅仅维持到明代后期而已，随后反而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绊脚石。

从明代后期开始，西欧结束了黑暗的中世纪，各国普遍建立起不亚于中国的政治制度。西欧各国很快强大起来，开始向外扩张，建立了大片殖民地。

尤其重要的是，欧洲各国普遍推行重商主义政策，使得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步掌握国家权力，进而建立了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，这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英国在十七世纪末期，也就是清朝康熙时代，建立了资产阶级掌权的君主立宪制度。

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较为牢固，直到十八世纪末期，也就是中国乾隆时期的爆发了法国大革命，制定君主立宪制度，由资产阶级掌权。

同时代的美国，在1776年发表《独立宣言》，在1789年实施《美国宪法》，同样在乾隆时期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。

从清朝初期开始，西方的制度、文化、科技甚至宗教，都开始全面超越中国。

这种差距的不断累积，最终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引爆了工业革命，随后各国相继跟进，纷纷由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，将固步自封的清朝远远甩在身后。

清末的百年国耻是偶然现象吗？并不是如此。

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，中国和英国的差距最小。当时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，成为一个工业国，钢铁产量高达140万吨。而中国仍然是农业国，钢铁产量仅有2万吨。

而钢铁产量是一个国家工业实力强弱的标志，换句话说英国的工业实力是当时满清的70倍。

所以英军只用1万多人远征军，就能击败拥有80万大军的满清，让后者屈膝投降。

扯远了。

古代的中国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，必须严格保证封建等级制度，从根本上杜绝阶级跃升。

毕竟，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，蛋糕就那么大，不能允许很多人来分食。只要允许阶级跃升，等于统治阶层的蛋糕就变小了，这在当时是绝对不被允许的。

中国古代的和平时期，阶级跃升是极其罕见的。

平民想要跨越阶级，基本只能依靠科举考试和武举考试这两条独木桥。

以北宋与南宋共计320年的历史为例，考取进士从而获得做官资格的读书人，只有3万9000多人，平均每年只有120人。

而北宋和南宋很多时期，全国人口接近或者超过1亿人。

放在今天，相当于每年各省高考排行前4的状元们，才有做官的资格，实现阶层跨越。

然而，考中进士仅意味着拿到了做官的“入场券”，绝不等同于成为中高级官员。

3万9000名进士中的绝大部分，终其一生只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。

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28岁考中进士，被授以从八品的赣州司户参军，还要等待两年后才赴任；到了32岁，他才被授以正八品的零陵县丞；37岁因结识后来成为宰相的名臣张浚，才被任命为临安府府学教授，终于成为正七品的小官，前后耗费了整整9年光阴。

再看《鹤林玉露》的作者罗大经，考中进士8年后，才被授予从八品的广西容州司法参军，又过了18年，他只是担任从八品的从事郎。

整整26年时间，他竟连正七品（相当于县长级别）的门槛都未能迈过。

由此可见，即便你是“超级学霸”，依靠科举实现阶级跃升基本是天方夜谭。这条路本质上更像是一种概率极低的“博彩”，虽在理论上存在中奖可能，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，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做个美梦罢了。

阮氏三雄是武人，不可能通过科举考试出头，那么他们去考武举呢？

北宋时期重文轻武，军人地位很低，武举制度更不受重视，考试规模很小。

相比每年动辄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文举考试，武举考试每年只有数百人参加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，武举有一定的报名门槛。通常情况下，只有官宦世家子弟、具备军事特长且身世清白者，才有资格参加武举考试。而文举考试的门槛则低很多，普通的良家子弟都可以参加，那么是最底层的乡民。

在具体武举考试时，也不是只是考你的弓马武艺，还需要进行笔试，要考你的军事韬略能力。

换句话说，考中武举需要文武双全才行，要求比文举考试要高得多。

北宋军官普遍不被社会重视，尤其中高级军官的职位大多由皇亲国戚、门阀世家世袭垄断。

宋真宗曾规定，武臣六品以上都可以让子孙弟侄，世袭担任八品至九品的武官。所以，每年武举考试仅录取二三十个人甚至几个人。

即便考中武举了，通常只会授予一个小官。

如宋仁宗时期，武举考试第一名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武状元，仅仅授予六品的监丞，第二名榜眼、第三名探花，授予从八品大理评事这种芝麻绿豆大的小官。

其余几个武举考试胜利者，更是授予从九品小官，这是武官最低的级别。

放在今天，从九品小官相当于少尉军衔，也就是个排长。

正因如此，梁山好汉杨志明明考中了武举人，混了十多年仅仅是个没有实权的上尉连长。

对于阮氏三雄来说，他们压根不可能考中武举人。

不管怎么说，杨志可是正儿八经的杨家将后代，自己受过相当的文化和军事教育，父辈又曾经当过中高级军官。

即便如此，30多岁的杨志也就能够混成一个小连长。

阮氏三雄是渔民出身，毫无背景可言。他们举止粗鄙，很可能是不识字的，毕竟当时男性农民有八成是文盲。退一步说，就算他们识几个字，也不可能通过武举人的韬略笔试。

文举、武举的道路都走不通，阮氏三雄还有什么出头的手段呢？

或许有人会问：难道不能去投军，从普通士兵做起吗？然而，这同样是一条死胡同。

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就连全国武举考试的前三名，到了军队只能做个中尉、少尉，何谈地位低下的普通小兵。

在北宋时期，为了防止士兵逃亡，边境禁军甚至会在士兵脸上刺字。

而当年只有犯人才会在脸上刺字，足可见士兵地位有多么卑贱了。

北宋军人分为中央禁军，以及地方厢军。

地方厢军主要从事后勤工作和剿灭小股土匪，一般不会派到前线打仗，干一辈子也不可能因战功升官，注定只能当个大头兵。

中央禁军则是野战部队，需要同周围敌国和国内大股匪盗作战，才会可能因为战功而升职为军官。

每次战斗结束后，北宋军人们都会进行评功，战功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。

达到第一等级的士兵，可以转为基层军官。低等级的士兵，可以慢慢累积战功到第一等级后升官。

然而，第一等级战功要求很高，通常要一次战斗内斩首三个，也就是杀死三个敌人。

在一次战斗中，普通军人能够斩首一个敌人就是很大的战功，杀死三人根本就不可能。

即便战功卓著，北宋军官的晋升之路依然漫长，共有五十二个等级。即便此战的战功为第一等级，也只能上升一级，前方还有五十一级等着升级。

更要命的是，北宋军队对外作战是输多赢少。

普通小兵打仗能够保住性命尚且困难，何谈一次战斗杀死三个敌军？

说来说去，普通小兵参军一辈子，能够混到最低级的少尉军衔就是牛逼到极点，混到中士都算是军中精英了。

绝大多数士兵在达到这一目标之前，就已命丧黄泉。

为什么北宋要搞这种严苛的制度呢？

根本上在于要垄断中高级军官的岗位，由统治阶层和高级官僚阶层担任，不允许底层民众通过参军而实现阶级跃升。

阮氏三雄无法通过合法手段出头，他们又有超越普通人的军事才能，更有强悍的性格，才会穷则生变！

书中这么写：吴用道“恁地时，那厮们倒快活。”阮小五道：“他们不怕天，不怕地，不怕官司，论秤分金银，异样穿绸锦，成瓮吃酒，大块吃肉，如何不快活！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，怎地学得他们！”吴用听了，暗暗地欢喜道“正好用计了。”阮小七又道“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。我们只管打鱼营生，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。”吴用道“这等人学他做甚么！他做的勾当，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，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撇下。倘或被官司拿住了，也是自做的罪。”

阮小二道“如今该管官司没甚分晓，一片糊突，千万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没事。我弟兄们不能快活，若是但有肯带挈我们的，也去了罢！”阮小五道“我也常常这般思量，我弟兄三个的本事，又不是不如别人，谁是识我们的！”吴用道“假如便有识你们的，你们便如何肯去？”阮小七道“若是有识我们的，水里水里去，火里火里去。若能勾受用得一日，便死了开眉展眼。”吴用暗地想道“这三个都有意了。我且慢慢地诱他。”吴用又劝他三个吃了两巡酒。

读者大多喜欢阮氏三雄，在于他们性格豪爽强横，向往自由自在的安逸生活，尤其拥有骨子里绝不甘受压迫的反抗精神。